我的观点，之所以很多人觉得理论研究和实务差距大，是因为他们看的那些理论研究本来就不是用来指导实务的。没找对地方。 

我们追根溯源，如果把理论两个字掰开了、揉碎了，将其定义成不直接适用法律的法学研究的话，会发现理论研究的范围比很多答案第一反应想到的要大得多。 

比如说现在很热门的，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律与文学，这些门类的理论研究本来就没有对应的实务的概念。苏力能研究窦娥冤，研究秋菊打官司里的法律问题，前段时间又去研究西藏地区的一妻多夫了，但是一个法官、检察官、律师，日常工作怎么跟窦娥冤扯上关系？还有不少法学学者研究民族法律习惯，研究宗教里的法律问题，这些都是跟法律实务八杆子打不着的。

 就算把这些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全部去掉，即便是最正统的法学理论研究，也有立法论和解释论两类。 

所谓立法论，就是法律应该怎么立；所谓解释论，就是现行法律如何适用。立法论和解释论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多。但实务中遇到的问题，一定和立法论是没太大关系的。

 比如我的物权法老师，就不说是谁了，上课跟我们讲，他在修物权法的时候给全国人大提了十八条有关典权的立法建议，但最后全国人大一条都没用。 

尽管现在中国压根不存在这些典权的规定，但我们上课还是要讲，老师还是会研究。因为他觉得，这是理想的物权法应该包括的部分。但对于法官、检察官、律师来说，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法律制度，和他们的工作有关系吗？

 就算是解释论，也分通说、多数说、少数说，实务中采用的一定是通说或者多数说，但是理论研究必须要兼顾少数说。 

比如有个高票答案说的，他一个搞研究的朋友，一开口就是A说怎么样，B说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德国怎么样。但是他作为一个法官，一出马就是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案例怎么规定的。

 这个法官觉得，这么多说没用，还是得不出一个精确的答案。但他没想到的是，法官的使命是定纷止争，给出一个判决；但学者需要想的问题是，法律规定的一定对吗？通说一定对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个法官朋友说，这么多说也指导不了我判案子，没错。因为这些研究根本不是来指导你判案子的。 

如果把目光再收窄，看看那些解释论的文章里比较靠近通说的研究，就会发现其实这部分理论和实务的联系非常紧密。 

这种研究最典型的是张明楷的刑法学。我去西藏的法院看的时候，法院物质条件特别差，但是每个刑庭法官都人手一本张明楷的太黄太厚，如果理论和实务真的有那么大差距，他们吃饱了撑的买一本那么贵的书？ 

我自己是律师，平时我确实不太看学者的理论文章了。不是因为什么理论实务差距大，而是我们日常工作没那么多疑难问题。自己翻翻法条就知道答案，干嘛去看别人的研究？但如果有一些法律没明确规定的疑难问题，我一定会去参考知网。 

对于这种疑难问题，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就合二为一了。法官判疑难案子，其实同时自己也在做理论研究。法官要在判决书里把判决理由说清楚，其深度未必亚于教授写的同题论文，我觉得干的都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