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案件背景事实篇（上篇）

作者  王利南  

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壹、关于案件背景事实的焦点问题之一，武汉卫健委官方通报里边关于通报感染病例数字里一直都存在着自相矛盾的问题，这种矛盾与汉口官家否认人传人现象究竟有什么样内在的逻辑关系；

 

庚子年的年前年后，黄鹤楼下闹迷踪。

多少人，无声无息地，就离去了；多少事情，似乎就在当下发生，但转眼间就杳如黄鹤，令你无法确认他是否真的发生过。

因为在他们眼里，也许，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及天上飘洒下来的那一两场雪花；那雪花飘落时也还是很雪白，似乎也曾一度遮挡住了一些血色，看着似乎大地上一切也都是洁白的，但是江面湖边微风一吹，瞬间就已经消融，就像他们看似无意之间所撒下的谎盐。

这个冬天，武汉疫情里，究竟被捂住了多少汗，我们之间也只能是做一些大概率的猜想和判断。

物理学家说，我们能看到的冰山仅仅是浮出海平面的百分之八左右，深埋在海面之下的，你都看不到。

心理学家说，我们认为能够意识到的意识在我们的心理状态里仅仅是冰山一角，其他的都深埋在潜意识的大海里。

还有没有砖家能够告诉我们，大众所能够了解的武汉疫情究竟被捂汗的官家们捂住了多少，究竟还有多少深埋在海平面以下？

要探知究竟，我们就不得不把得目光投向武汉三镇的海平面以下。

一、疫情初起——猜谜篇

    

庚子年初的黄鹤楼下发生得所有故事，大多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容易就杳如黄鹤。

疫情初起，就进入猜谜环节，不要说了，所谓传说之中得零号病人、1号病人以及救济什么时候发现的第一起病患，实在也都是黄鹤楼之上翩翩飞逝的黄鹤，听说过，没见过。

每天看官方通报，文字通顺，入情入理。

汇总看武汉卫健委的官方通报，前后矛盾，破绽百出，每个问题都似乎很糊涂。

我们还是要先带着具体问题学习汉口官家的官方通报吧。

不管怎样，总有一些最基本问题既回避不了，也还是有点希望能够有答案的，主要有：

1.  1月3日前到底发现了多少病例？

3. 究竟武汉方面究竟是何时知道有非华南海鲜市场接触者感染该不明原因肺炎的？

4、通报里汉口官家为什么一直在反反复复地坚持这否认人传人的底线？他们究竟何时知道有人传人的病例？

5、通报里否认人传人这个态度以及反复强调病患与华南海鲜市场的关联究竟有什么特殊意义？

 

我们还是从有迹可循的公开文字开始梳理一下吧。

1、12月31日下午2点，武汉市卫健委第一次公开通报了不明原因肺炎疫情。

内容摘要——

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病例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少数病人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浸润性病灶。目前，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正在进行中，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学调查和环境卫生处置正在进行中。

武汉市组织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请注意：这里通报先使用了一连串非常模糊的概念：

①  “近期”——何为近期，是一年内还是一周内？究竟是从几日到几日；

②  “多例”——何为“多例”， “多例”究竟是多少例？

③  明显人传人，多明显叫明显，啥样又叫做不明显？

④  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就可以证明没有人传人的可能性吗？

把这样模糊的一堆词汇凑在一起，也够难为你们太辛苦了。

难道医疗统计部门以及这些医院的大专家们都没有会小学算数的吗？究竟是所有“多例”都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还是“多例”之中的“多少例”才与华南海鲜城有关？其中的“多例”是否就是后文的目前发现的“27例病例”或者后来的44例？59例？41例？眼前这个“多例”还是“27例病例”之外还可能还有“多例”？

这“27例病例”最早是几月几日最晚又是几月几日？是“多例”之中的这“27例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还是另有埋伏？

本来按照各个医院汇总的具体数字，这些都应该是很好归纳的，为啥故意故意弄得如此模糊神秘？如何定义为“明显人传人”？要多“明显”才算是你们所称的“明显”？是不是你们感觉不是明显的人传人之外，还有很多是在不明显状态下发生了人传人的问题？最后，你们要进行的“回顾性调查”需要多长时间，是几日还是几年？而且迄今两个月过去为止，我们不再听到过有回顾性调查的任何下文或结论？是否这个“回顾性调查”仍然在进行，永远无下文？

2、到了1月3日武汉卫健委再度发布通报；

内容再摘要——

“2019年12月以来，我委开展呼吸道疾病及相关病例监测，发现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截至2020年1月3日8时，共发现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4例，其中重症11例，其余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

目前所有病例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已经追踪到121名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中。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

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这一句的“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和前一次12月31日的“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是在隐含地说明比较其上一次“到目前为止的调查”来这一次的调查不够详尽有所保留，才称为“初步”，还有待修正其调查数字吗？上一次调查的是现象，这一次调查的是证据？还是隐含着这两次调查的现象也好，证据也罢都还是“初步”的，既然承认这是“初步”的，那么准确的深度的调查什么时候开始要等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从潜意识分析，这里的遣词造句隐隐地透露着作文者在文件表述之外有着明显的“欲言又止和吞吞吐吐”。

因此在行文第一句话的“2019年12月以来”的时间表述其语焉不详感觉就愈发地意味深长了。“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看起来似乎是比上一次的通报之中“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更严谨了一些，是该海鲜城经营户得了这种病毒性肺炎，那么除了这其中的“是经营户”的“多例”，另外的还有多少例？这些与华南海鲜城究竟还有没有关联？有什么关联？是否意味着随时可以退让承认与经营户是亲戚，还是也有顾客所以才留有余地？

 

3、到了1月5日武汉卫健委再度发布通报。

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2019年12月31日以来，我委在全市开展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工作。截至2020年1月5日8时，我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其余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目前所有患者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无死亡病例。在59例患者中，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最晚发病时间为12月29日；已经追踪到163名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中。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患者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户。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11日晚武汉卫健委发布通报，摘要——“人民网援引”据武汉卫健委网站消息，武汉卫健委11日通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截至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已出院2例、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

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国家、省市专家组立即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监测等方案进行修订完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了检测，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已完成病原核酸检测。国家、省市专家组对收入医院观察、治疗的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结果等进行综合研判，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已出院2例、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所有密切接触者739人，其中医务人员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调查发现患者主要为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采购人员，2020年1月1日已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采取休市措施，并对全市公共场所，特别是农贸市场进一步加强防病指导和环境卫生管理。……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4、1月12日凌晨武汉卫健委发布通报，摘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今日发布消息，2020年1月11日0—24时，我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治愈出院4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截止目前，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已治愈出院6例，在治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患者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763人，已解除医学观察46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717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我们先回到小学二年级的加减法阶段，汇总对比一下其中的数字吧。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截止目前已发现44例病例，

2020年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我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

我们再看看武汉市卫健委1月14日通报里所说的“目前确诊的41例病例中，发现一起为家庭聚集性，夫妻两人发病，丈夫先发病，为华南海鲜市场从业人员，妻子否认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从数字统计来看，这些数字在被他们已经语言锁定的框架里可以说前后矛盾，破绽百出。而既然夫妻二人患病，且妻子没有该市场暴露史，也都是在1月3日前收治，从一般的肺结核等肺病都可以引起传染的常识可以判断，这个家庭显然也应该被认为是夫妻之间传染，难道这种夫妻之间传染不算是人传人吗？

很明显，这些数字是矛盾的，是不是时间跨度不周延所以才有问题，绝对不是。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11日的通报中却表示：“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

武汉市卫健委在《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提到“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发病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日之间”等于是再次重复强调了前述的“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

 

在“截至2020年1月5日8时，我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为什么到了1月11日、12日就变成了41例。另外18例是直接被病毒吞掉了吗？还是去了哪里？即使是人走了也只是1例而已，就算是走了这一例，是不是依旧还能算是病例？这41例都是先前那59例之中的，还是又有后来插队的？

既然是“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已完成病原核酸检测”为什么还是“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 调查发现患者主要为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采购人员”这里的“主要”是多少人？“主要”之外有没有“次要”的？“次要”的有多少人？又都是些什么人？

既然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3日那次是说“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那时何为“明显”，此时何为明确？

5、如果单凭汉口官家通报这些矛盾数字，我们是的确无法明了疫情初期的实际情况，现在只能够凭专家们发表的科研论文去猜测。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张彦平等人， 2020年2月17日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给出的数据则是截至2020年2月11日，全国共报告44672例确诊病例，0.2%的病例发病日期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病例均在湖北。”按照该文所表达的比例和数据进行推算，2019年12月31日前，湖北可能已有约89例病例报告。按这篇论文的数据计算，2019年12月31日前，湖北可能已有约89例病例报告——这就超出了先前专家们所公开披露的58例或者41例。

最初三十天究竟发病多少例，也许以后总会有解密的一天，但这个数字其实也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一些彼此矛盾的数字之中看得懂汉口官家谎话连篇的本性。

6、很明显在这里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党中央这个走“马”换“蒋”的动作前后，湖北新增加的病例数字就占了湖北全省过往统计数字的44.48%；武汉地区新增数字就占比过往全部通报病例数达到了68.7%。就在昨天（3月26日）武汉市官方公布的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人数为50006人，死亡人数2531人。但是，从绝大部分知情人口中都会得出这是一个官方数字的结论，因为从初期有意隐瞒到后期即使竭尽全力仍然大概率会存在着不尽不实情况。根据李尚龙网文《武汉人是不是已经没有悲伤的权利了？》（2020-03-27 10:56）一文转载自财新报道，当地的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向财新记者介绍，光是在1月下旬到2月上旬20天里，因为核酸检测不足，许多疑似病例的死亡人数就不能算在官方死亡人数的数据里了，很多染上病又自己好了的，也不能算在这数据里了。看来，有些人病了，只要没检测，就不能算数据，有些人死了，还不配活在小数点里。

7、眼看着清明节即将到了，也就到了武汉市将发放骨灰给死难者家属的时候了。据了解，从3月23日到4月5日前，武汉市武昌殡仪馆、汉口殡仪馆、青山殡仪馆、蔡甸殡仪馆、黄陂殡仪馆、新洲殡仪馆、回民殡仪馆、江夏殡仪馆等8家殡仪馆发放新冠死者骨灰，每天发放500个，争取在清明节前的12天内发完。根据现场画面以及见诸网络得消息，可知是有很多人在排队，每家人最多去两名亲属，还有些没有亲属，有可能是亲属没有心理准备好，还有的可能是举家都已经聚齐在这里了，比如网传的武汉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一家人等等，也有人维持纪律不许拍照，甚至于还有一些基层干部是亲自陪同办理相关手续的。可见，汉口官家至今还是的对此还在进行严防死守。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可以粗略估计一下大概的真实情况，比如从3月23日到四月四日一共13天，8家殡仪馆每天合计4000个，13天总计约52000人，按照武汉1100万人口如果每天假设按110人计算（正常死亡每天十万分之一计算）从1月23日到3月25日合计63天，正常死亡人数估计6930人，粗略估计大概约有45000到46000人应该属于在这次疫情发生到传染局势被控制之前死亡的，那么这四万多死者之中有多少人是跟新冠病毒无关的，有多少是基于新冠病毒带来的复合感染而死亡，即使我们在此按照30%左右减除，甚至再找出一些意外的折扣，大概齐也就会得出到底有可能死于这场疫情的一个大概人数吧，不管怎么估算，似乎都应该是绝对超出目前的2500人这个概念的，甚至可以按照管轶类似于十倍起跳的说法，可以说超出十倍计算也不为过。对比现在一些网络天天报道得欧美得疫情情况，记得好像是郭德纲曾经在段子里说说，“别人家的事，往死了说都没事。自己家的事，死了都要说没事”，倒是很应景。也许，这正是我们的很多媒体现在都是一股脑地渲染国外也好，欧美也好如何如何血雨腥风的现今状态的真实写照。很多牢骚，可以缄默；很多真相，也似乎还可以继续拖拖，很多图片文字，可以删除。但是，唯有死亡，无人可以删除。事实很快将继续证明，真相再严重也并不可安怕，一个谎话连篇的汉口官家仍然继续在隐报瞒报的路上继续制造灾祸才更可怕。

汉口官家实际在一直地以想当然过度维护社会静止稳态之目的实现了人为地制造灾祸的结果，也告诉我们这样基于官本位傲慢轻率地对于吹哨人进行封口的灾难行为早就该结束了。

 

贰、有关于本案背景的焦点事实之二就是：为什么一直到1月17日湖北两会结束之前，汉口官家都在坚守着反复否认有“人传人”发生的底线，这与他们等待省市两级两会开完之间究竟内在隐含着什么样的联系？

换言之围绕着武汉两会和湖北省两会两个时间段，他们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反复强调没有发现人传人，实际究竟是不是如同管轶教授一针见血所指出的就是一场“否认人传人”的文字游戏？换个角度理解这个文字游戏的本质，是不是就是在有意识地隐瞒疫情，是不是就是一种漠视大众基本生命安全的权术游戏。

1、在此，我们先围绕着省市两级两会召开的两个阶段的角度分析一下武汉官方通报中间停止通报或者作零通报处理的具体对应关系。

先说这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围绕着武汉两会来进行的。

1月6日至10日和1月7日至10日，武汉市召开地方“两会”。

在此之前的从1月1日、1月3日到1月5日通报可以说是武汉卫健委似乎是在正常进行了三天疫情通报的第一阶段。

1月6日至10日和1月7日至10日，武汉市召开地方“两会”。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内，武汉市卫健委未作出任何疫情通报，也没有任何解释。

到了1月10日，武汉市“两会”闭幕。武汉当地医院床位爆满，“疑似患者”激增，大众开始知道有医护人员被传染。

 

第二阶段是围绕着湖北两会来呈现的。

1月11日到1月17日，在武汉召开湖北省两会。

1月11日武汉卫健委做了以此疫情通报，接着就进入湖北省两会期间；

湖北省政协会议1月11日到15日，湖北省人大会议1月12日到18日 ；

这时就会看到基本是有通报但是持续是零增加病例。

并且，在较长时间内，武汉方面一直强调“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社会各界缺乏警惕、疏于防护。

但实情则是，在1月1日至1月11日期间已有7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型肺炎！有248人感染新型肺炎！（来源中国CDC专家1月29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2、一场坚持否认“人传人”的文字游戏就在这期间开始了。

我们再把武汉卫健委所通报的关于“人传人”的问题在重述一遍：

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一次公开通报：

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3日武汉卫健委再度发布通报：

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5日武汉卫健委发布通报：

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11日晚武汉卫健委发布通报：

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1月14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

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有一篇《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的网文把1月3日到17日之间省市两组会议的日程安排以及武汉卫健委通报与实际疫情演变真相的对应关系做了一个表格，清楚可见，在1月6日到1月10日之间的武汉两会时间范围内，武汉卫健委均未做出疫情通报。

而在1月11日到1月17日湖北两会日程范围内，仅1月11日通报发现41例病毒感染病例，比较其1月3日通报还少了18例，接着还描述1月3日以来无新增病例，为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被感染；

而12日到16日五天时间虽然武汉卫健委有通报但是均称无新增信息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而实际上仅仅目前媒体报道反映出来陆俊医生是从1月6日被确诊感染，到16日前至少有五名医护人员被确诊感染；

到了1月20日实际已经增加感染病例233人了。

 

附表来源——《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一文。

 

很明显，即使是在第二阶段湖北两会期间，汉口官家方面也不是没有情况可以通报，而是有情况而不通报。为何不通报？说穿了，不就是确保“两会”，要高奏正能量主旋律，不能制造不和谐哨音，不让 领导和代表、委员“分心”么！

谁都知道，“两会”是国家和地方各级最重要的会议，召开这样一年一度例行而重要的会议，地方官员尤其是主要官员，不仅要主持会议、报告年度工作、分赴各个团组讨论，接受代表委员审议、批评、建议，确有大量繁重的组织、协调工作。显然，在这个时候，领导者是难以分身处理其他重要事件的。

还不限于确保两级两会，从武汉两会和湖北两会胜利召开以后又有某社区四万人宴会，以及武汉官方凑集20万张惠民券发放等等角度解读，营造祥和气氛本来就是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领导班子既定方案，不可能因为一些人受感染的一场疫病而影响全省大局和领导们与民同乐迎新春的喜庆气氛，就此而言，如果说汉口官家出于习惯性维稳和报喜不报忧的惯性思维，对于上级进行瞒报和对于下级和民众进行封口是有自己的立场或者利益的的角度进行推测，看起来似乎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信度的。但问题在于，究竟这样的安排，是在哪一个级别领导的层面所做出的决策？

 

3、如此严重的疫情发展情况，仅仅是武汉市委卫健委、湖北省卫健委的领导担心影响“两会”不通报吗？如果是这样，武汉卫健委的主要官员、分管官员，湖北卫健委的主要官员、分管官员就是擅作主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隐情不报，这是作为专业防疫领域、专管防疫部门的严重渎职；也是在有意识地汉口官家的高层领导们挖坑设套。

如果说再往上顺，是武汉市政府的分管官员、湖北省政府的分管官员截流不报吗？如果是这样，那也是省、市分管官员的严重渎职；

是省、市主要官员不让报吗？如果是这样，这就是省、市主要官员的严重渎职！是严重冷血麻木地漠视民众生命健康的官本位思想作怪。

到了1月18日，也就是湖北省“两会”闭幕当天，省卫健委这才通报当日新增4例，19日新增17例。

可以这样认为，由于“两会”未能受到疫情干扰，官员和代表、委员没有分心，在已经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后，公布新增病例不致于影响“大局”了。 

这样看来有一个很明显的联系就是，武汉市、湖北省的“两会”，在很大程度上延误了阻止疫情的大好时机。应该说，“两会”召开时间很早已定下，如果突然改变，意味着打乱许多既定安排，影响上下级的工作衔接，造成极大的成本损失，这有一定道理。可是不应忘记，召开“两会”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总结、部署工作吗？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造成更大范围的蔓延，即使“两会”对全年工作部署得再全面、再周密，它不可能一成不变。

——背景墙

就在这十三天里，疫情紧急，惊动全球。

早在1月2日新加坡机场就已经推出巨幅公告 ——新加坡卫生部推出卫生公告，欢迎来到新加坡，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最近宣布出现原因不明的严重肺炎病例。

如果您在离开武汉后两周内出现发烧和呼吸急促的症状，新加坡卫生部。建议您尽早到新加坡的任何一家诊所就医； 与此同时，请务必告知医生您去过的地方。

同时对于来自武汉的顾客在机场增加了疫情监测手段开始测量武汉乘客的体温。

1月3日，国家疾控中心已经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我国开始向美国、世界卫生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

1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启动“严重” 级别应变；1月8日，香港特区将武汉不明肺炎列入法定监管传染病；1月13日，港澳台南家到武汉调查疫情；1月15日，也就是湖北“两会”召开的第三天，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

话外音——

1、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北京甚至与新加坡香港等已经高度紧张、行动起来了，而作为这场疫情中心的湖北、作为中心之中心的武汉，我们的代表、委员们，却还在那儿雷打不动聚精会神地开会！也许真的就是为了这两组两会，从2019年12月31日-1月19日20天内，汉口官家没有及时、公开、透明地向公众发出疫情警报，疫情愈发失去控制，新冠病毒肆虐神州并走向全球。

期间，就有两次防疫抗疫的良机就被他们开完胜利大会、隆重大会、成功大会的喜悦感之中白白浪费掉了。

虽然时间不可逆转，疫情发展不可逆转。但是情感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否有这样的假设——

1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测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全基因组，发现其与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推测应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并向国家卫健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这本来是科技力量给予汉口官家和中华民族的一次严堵疫情泛滥的好机会。

紧接着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对武汉疫情内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国疾控中心可以判断并建议对疫情采取几级响应。如果，我们是说如果是1月5日是怎么样，武汉两会尚未召开，或者1月6日武汉两会刚刚召开，湖北武汉就紧急部署把它办成疫情防控的动员大会，以此为契机把所有资源人力投入到初期的疫情防控之中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是说如果是在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的15日，果断中止会议，趁着各地主要官员、代表委员都在场的机会，郑重进行应对疫情的防控动员，让全省特别是武汉市民都重视起来、防护起来，行动起来，局面肯定大不一样啊！

开两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喝酒凑局？还是圈占山头、分赃许愿？至少口头上大家还都应该说是为了更好滴部署工作更好滴 在新的一年里努力为党为人民开展工作。但是，未来的工作安排和危在眼前的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哪一个更重要？很显然，集中精力开好“两会”的前提，应当是“没有重大突发事件”，而武汉、湖北的“两会”之前和期间，已经发生如此严重威胁武汉湖北乃至于全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突发事件”。此时，为何不能延迟会期？

问题还在于，不仅“两会”不动安如山，而且其他既定的大型活动仍按部就班地正常进行，整个武汉三镇都笼罩在喜迎新年的祥和气氛里。

湖北两会结束后的1月1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万家宴”照办不误；

1月20日下午，湖北省应急管理厅还举行了“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的迎春联欢会。
  1月21日，湖北在武汉洪山礼堂举行了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等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一同观看了演出。据湖北省民族歌舞团官方公众号消息，该团4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了多个节目的演出。根据媒体报道，“在武汉，大家戴着层层口罩，克服肺炎恐慌，用敬业、执着、认真全力以赴……在孝感，演员长途奔波，感冒在身，候场时全身发冷，登台后火力全开。”

1月22日已经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后，湖北省各单位的春节团拜会仍然如期进行。

这样过多的人群集聚，不仅传播了病毒，而且向公众给出一种强烈的导向：情况并不那么严重，我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此时，大武汉千家万户的团年在成千上万的酒店照常进行。可以肯定地说，就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轮番敬酒、推杯换盏的人挨人的亲密接触中，就在乘坐地铁和公汽人贴人的拥挤中，疫情在更加迅速、更大范围、更大规模地发散传播，终于酿成惨剧！已经有数千人死亡，十四亿人感觉到生命受到疫情威胁！

话外音——

《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直接诘问汉口官家——瞒报还是确诊标准受限？疫情“沉寂”了15天之后，1月18日凌晨零点十分，武汉卫健委通过官网发布通报：武汉市新增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加下来的几天里，病例数开始激增：      1月19日通报：1月17日新增17例      1月20日通报：1月18-19日，两日内新增136例      1月21日通报：1月20日，新增60例     疫情“沉寂”的十多天，刚好跟武汉市、湖北省“两会”的召开时间一致，于是引发了网民的种种猜测：是否因为“两会”召开，有关部门有意向公众隐瞒了疫情？为了开会气氛祥和而隐瞒疫情发展，麻木冷血，这四个字已经无法道尽国人对于汉口官家的痛恨与愤怒。

从“没有明显人传人现象。”到“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仅仅是“现象”被换成了“证据”。再到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又将“明显”改为“明确”，将其表达为“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并在此后的数篇《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中统一使用了这一表达方式。那么，“明显”和“明确”、“现象”和“证据”有何不同？又分别是如何定义的呢？未发现明显（或明确）人传人迹象，那是否存在不明显（或不明确）的迹象呢？武汉市卫健委对此并未作出说明。

香港病毒学家管轶离开武汉后接受采访时仅仅用了四个字“文字游戏”。

我们想的问题是否可以再加上八个字“释放烟幕，欲盖弥彰”？

叁、关于本案背景事实的第三个焦点问题，就是汉口官家偷偷地把“华南海鲜城暴露史”列为新冠病毒感染检测必备标准，与他们反复否认有人传人问题之间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特定联系

 

最早将不明原因的肺炎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联系在一起的，还是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第一个通报。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然后汉口官家似乎是就一直试图着将这种联系坚持到底了。

在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还发布了《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其中对“如何理解‘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进行了回答：“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大部分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截止目前所有密切接触者包括医务人员都未发现相关病例。”尽管是作出了回应，但“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究竟是什么，依然未知。

一直到了1月14日，武汉市卫健委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首次提出：“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终于他们觉得反反复复地哄骗早晚也会有暴露的这一天。但是1月11日“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大部分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倒是提醒了我们，在否定“人传人”问题以及关注病例患者与“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之间，依据他们内在设定的逻辑，还是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和特定的逻辑关系的。

 

1、汉口官家通过并推行了两本手册推出两套诊断标准，有意识地在医生和国家专家组之间作信息不对称的欺瞒。

根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冠肺炎诊断标准之变：武汉初期标准苛刻 ，医生上报病例被批报太多；武汉市卫健委的第二份疫情通报介绍，“疫情发生后，国家和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赴武汉市，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应对和处置工作”。另

经过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调查却在武汉当地医院发现了绿皮手册与白皮手册两个诊断标准，就说明是有些人人为地制作了白皮和绿皮两个手册版本的两套确诊标准，而仅仅告诉医生的白皮手册，对外包括对专家组或者媒体方面却称是使用的是绿皮手册的标准。而白皮手册明显是增加了一项将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作为病毒诊断的必备标准 。。。

根据相关专家组成员介绍，早在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第一版“国家级”诊疗方案，制定了确诊标准之前，武汉作为疫源区，按照前期摸索出的标准来排查和治疗。所以可能存在着两个版本的区别。
     根据武汉当地一些医生反映，1月3日前后，相当多的的医院召开了类似的会议要求大家采用了一本白皮手册上列明的标准。“院领导要求这个上报标准只能通过面授、电话，或者微信语音传达。”这几位医生所说的“上报标准”，指的是武汉市卫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病例达不到这个《入排标准》，就不必上报。这份《入排标准》。其中规定，患者“具备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者”才能够纳入。
     其中，“流行病学史”包括4条，患者符合其中一条即可：1.2019年12月1日以来，长期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商户、雇佣者和工作人员。
2.2019年12月1日以来，发病前两周内曾在华南海鲜市场加工、售卖、宰杀、处理和搬运等工作三个小时以上的人员。
3.2019年12月1日以来，发病前两周内曾在华南海鲜市场有禽或野生动物明确接触史（触摸或1米以内近距离观看等）者。
4.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务人员。
     至于 “临床表现”，也分4条：

1.发热≥38℃。
2.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
3.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计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4.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     按照《入排标准》，不能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的病毒性肺炎患者，需要同时满足4条“临床表现”，再满足“流行病学史”4条之一，才会被纳入。被纳入之后，患者需要做流感病毒、腺病毒等其他病毒性肺炎，支原体、衣原体肺炎，以及细菌性肺炎等的检测，“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的病例”，再排除。这也就会很容易被简单概括为三条标准即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发热有肺炎症状，最后是经过检测具有病毒反应。

根据《 环球时报》记者樊巍上采写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 疫情是面照妖镜》一文披露，到了今年一月份，武汉市中心医院接诊的可疑病人数量呈几何数级的增长，但是真实情况却更难为外界所知。本来对于这种不明原因肺炎疾控中心的说法是“慎重上报”，但是根据院领导要求就变成了“尽量不报”：据《武汉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显示，1月3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医生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询问前期报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的处置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却是对于此类传染疾病，等上级通知后才能上报，具体上报病种另等通知。在经过几轮“推倭”的操作之后，1月8日到1月1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终于成功上报了14例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卡。1月13日，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领导、江汉区卫健委疾控科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传达最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当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要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发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然而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陆奕介绍，这个“慎重上报”的要求，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演变成了“尽量不报”。陆奕称，1月上旬，当时下发到医生手中的不明原因肺炎诊疗标准给出的上报条件需要满足以下三点：

第一、病人必须有在华南海鲜市场生活和工作史，或者和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有密切接触史。

第二，病人的CT显示肺部有典型磨玻璃样病变。

第三，上呼吸道咽拭子排除8种病源：甲流、乙流、合胞体病毒、腺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等。

若同时满足以上三项条件，且伴随咳嗽、咳痰、低热症状，就需要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上报。

但在实际操作中，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又收到了来自院方的特殊要求。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田栩回忆，一月初，医院突然叫停了对不明原因病人的病毒检测。院方接相关部门通知指示，当有发烧、咳嗽症状的病人来到医院，又查不清楚病因时，不允许给患者做肺泡灌洗，也不许拿相关样本向第三方送检做基因测序。

到了1月上旬，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看病的可疑病人数量明显增多，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内科急诊为例，之前急诊科室每日就诊人数在200~300之间，但那段时间就诊人数突然翻了一倍。面对大量涌入的可疑病人，院方却不允许医生在传染病直报系统中将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甚至将病人诊断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许的，只能诊断为“肺部感染”，这样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实情况根本无法上报。到了一月下旬，大量病人涌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院每天的门诊量是往常3~4倍，院方再度要求，只能将收治住院的病人上报上去，门诊发现的疑似病人一律不报，那些无法住院的病人只能独自回家按医嘱居家隔离服药治疗，武汉市中心医院究竟接诊了多少新冠肺炎病人甚至无法统计。“也是在一月中旬，我们有时候一整天一个科室发现的疑似患者就比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多，这些疑似的病人无法写进真实的数据，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也不代表他们不具有传染性。”。

 

2、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表示他们并未制定这样的诊断《入排标准》

但是，根据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表示，他们并未制定这样的《入排标准》。“我从来没参与过《入排标准》的制定，国家卫健委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标准的存在。”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一位成员对记者说：“这个标准是武汉后来加进去的。”这位专家说，他后来才见到了那本白色封皮的手册，《入排标准》是其中一部分。第二批专家组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绿色封皮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印有“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字样。手册内容包含《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集中救治工作要求》，以及涉及病原诊断标本采集、病例转运、尸体解剖等工作的9份文件。
    这些专家组成员说，不同颜色封皮的两份手册，在认定标准上是有差别的。

前述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告诉记者，绿皮手册里《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由他们与湖北当地专家组共同制定“日期大概在1月3日前后”。按照绿皮手册里的诊疗方案，“病例定义”一项解释了哪些患者可以被确定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
  “定义”一共有4条标准，分别为：发热；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治疗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如果肺炎患者同时具备上述4条标准，且不能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则可以被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绿皮手册的标准中也提到“有武汉市华南市场暴露史或有类似病人接触史”，但并没有把这条标准作为必要条件，而是作为浮动条件——若病例符合该条标准，则只需满足前述4条标准里的前3条，即可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
    而根据记者对于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的翻阅可知，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目录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这份《入排标准》。

但是武汉当地医生则回答记者，他们从未见过绿皮手册。当然他们也都认为，白皮手册的《入排标准》过于“苛刻”，并不利于新冠病毒的早发现、早确诊。可见的确有人是在诊疗标准上动了心思夹带了私货。

也有医院的医生并没有把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作为必要条件。一些临床负责的医生很明确回答记者，这个新冠病毒的临床表现太独特了，很容易就会看出来就是这个病，所以这些临床医生开始并没有参照《入排标准》，而是自作主张把这十几例全部上报给了医务处和院感办。但是，就有十几名病人没有一个被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没有一个完全符合《入排标准》。

一个医生告诉记者这种病的临床症状，你看他们（新冠病毒患者的症状）简直是太像了：大部分人都处在昏迷中，脖子上插着气管，有的人甚至上了ECMO（人工膜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他们的相似点还体现在肺部CT影像里，“白的，全是白的”。“就是这样的病人，也不符合那个白皮手册的《入排标准》。”

后来，医院有资格做核酸检测后，他们收治的这些病人，超过60%的检测结果都是阳性——完全可以确诊新冠肺炎。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办法上报也没有通过，反而遭到了一位院领导的“严厉批评”，“嫌我们报太多”。

当然，与他们的做法相反，实际上武汉绝大部分多医院都执行了白皮标准——据报道，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优抚医院，1月上旬发现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感染，但因为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不符合诊断标准，就都没有上报。而据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11日至1月15日之间，连续无新增病例。也许就应该是在这个诊疗标准上有人作了怪。

到了1月23日，武汉确定了第一批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在此之前，众多无法被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或“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患者，各自前往医院就医，没有得到恰当的隔离。这就是很多新冠病毒患者没有办法被定点医院收治的一个借口和原因。就此来说，这个白皮标准对于这部分病毒感染患者而言，无疑就是一个白死标准，冤死标准。

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王广发1月8日到了武汉，他随后得知，当地一家医院2019年12月肺炎的发生率较往年同期增加了17%。他在武汉工作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

王广发等第二批专家到达武汉，承担的一项工作就是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进行修订。两天后，中国疾控中心研制出诊断试剂盒，新冠肺炎病毒可以通过试剂盒和RT-PCR技术检测。诊疗过程中等于就是原来的绿皮手册再加入了这一项新标准。但是医院方面实际上并没有改正原来的白皮手册标准。

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11日的通报里提到，“切实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集中专家和资源全力救治。”与国家卫健委反复提及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早”原则略有不同，在这里，“早诊断”代替了“早报告”。

一直到了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第一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至此，武汉市的试行方案停止执行。这一天，在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里，多日“无新增病例”后，这才新增了4例。

2月12日起，湖北地区的标准进一步放宽，首次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一天新增了14840例，临床诊断病例就有13332例。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说，增加临床诊断病例，目的是便于患者早诊早治早隔离，接受规范化治疗，提高救治成功率。他表示，“因为设立这个项目，病例数确实有提高，这真实反映了武汉的情况”。当然这些都发生在走“马”换“蒋”期间了。     而根据财新记者对武汉一线ICU医生的采访中，提到不少重要信息，比如1月初执行的诊断、上报标准中有“华南市场接触史”这一项，而当时很多一线临床医生都提出质疑，这个标准过于苛刻，会大量漏掉病人——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人传人迹象，也有医护人员出现症状，还有非华南市场的疑似感染者。这一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很多认为上述标准是国家专家组制定的。

但在2月中旬开始，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媒体，陆续报道了进一步的消息：武汉市当地执行的标准，和省里面、国家专家组的标准不一致。核心意思是——国家专家组不背这个锅。 按照专家们的解释： 国家专家组原定标准是四项，具备临床症状——发烧；发病早期白细胞正常或降低；肺炎影像学特征；抗菌治疗无好转，同时具备这四项可确诊为不明肺炎。而如果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则不需要满足“抗菌治疗无好转”这一条件，这是个可替代标准。这也就是专家组成员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时候所称的那个“浮动”标准，但是实际上却被武汉当地完完全全地执行为“必备”和“不动”标准。武汉执行的标准中，除了临床标准与“国家专家组标准”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要求同时具备流行病学史——去过接触过华南市场。
    财新的报道中提到，一位接近湖北省专家组的人士称，国家专家组成员看到武汉标准后很生气，后来武汉重印了标准，但很多医院还是在执行市里的标准。
    3、汉口官家在推行两本手册推出两套诊断标准前后，在疫情上报方面都究竟采取了什么小动作？

第一份证据，根据财新网，有一篇万字长文：与武汉市中心医院有关的医生们（03-12 00:20）现在还挂在网上，反映了当地卫健委一直都在人为地以行政干预医院的上报程序

近日，财新获得一份来自武汉中心医院的内部材料，题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多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该内部材料属实。武汉中心医院宣传科和公共卫生科拒绝就此事作出回应。

《疫情处置说明》显示，2019 年 12 月 29 日下午，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接诊了 4 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CT、查血检查均是病毒性肺炎表现。

武汉中心医院公卫科向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报告了这些病例。

王文勇回应称，近期已接到其他医院的类似报告，但送到市里查了各项病原均无结果，针对中心医院的病例，将向领导汇报后再给回复。中心医院公卫科立即告医务处，组织院内专家会诊，并通知院感办做好消毒隔离。

当日 16 时，该院呼吸内科专家到急诊科会诊后，发现呼吸内科也有几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病例增至 7 例。

半小时后，公卫科再次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王文勇和武汉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金小毛报告情况。

当晚 20 时左右，区疾控中心和市应急办抵达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对 7 例病人进行了流调和采样，并连夜送至市疾控中心检测。

上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疫情处置说明》显示，在江汉区疾控中心完成 7 个病例的流调和采样后，12 月 31 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卫科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主任张艳，询问采样结果，张艳告知需等通知。

1 月 3 日，公卫科再次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询问前期电话报告的 7 例病毒性肺炎，是否应该报告传染病报告卡。王文勇回复，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

1 月 4 日，中心医院公卫科收到武汉市卫健委下发的一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工作指导手册，该手册显示，对于疑似病例，院内需 12 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但第二天 5 日，江汉区卫健局组织各医院开会时又称：疑似病例，各医院组织院内专家会诊不能排除的，应上报区卫健局，由区里组织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再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1 月 5 日会后，中心医院公卫科与区卫健局医政科沟通上报流程事宜。区卫健局医政科回复称：中心医院属于市属医院，应由市级专家会诊，区卫健局无法会诊市级医院。中心医院公卫科立即致电市卫健委医政处，后者表示，医院应该由属地管辖，区卫健局的理解有偏差。经市卫健委医政处协调，区卫健委医政科同意由区里组织专家会诊。

据《疫情处置说明》披露，1 月 8 日至 10 日，中心医院公卫科陆续上报了 14 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1 月 8 日 9 例，1 月 9 日 4 例，1 月 10 日 1 例），其中 1 月 9 日晚，区疾控中心对当日上报的 4 个病例进行了流调和采样。

1 月 11 日，湖北省「两会」开幕。上报程序再度改变。

1 月 11 日，后湖院区一例患者经院内会诊不能排除不明原因肺炎，中心医院医务处按之前程序将会诊意见交区卫健局医政科后，区卫健局医政科要求该院自行联系区疾控中心采样、流调；中心医院立即联系江汉区疾控中心主任张艳，但张艳表示需等医政通知。

之后，本就复杂的上报程序再度加码。

1 月 12 日中午 11 点 30 分，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一位徐姓处长带队到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督导发热门诊相关工作，徐处长作出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需要省市联合确定后才能报卡——也就是说比之前又平添了市、省两级会诊。

1 月 13 日上午 9 点，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吴风波处长和江岸区卫健局疾控科一行到中心医院本院（南京路院区），传达最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

和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的说法一致——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吴风波更具体要求：发现的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1 月 13 日上午 9 时许，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致电市中心医院，要求该院将 1 月 10 日上报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订正为其他疾病。当天下午 15 点，市中心医院公卫科致电江汉区卫健局疾控科，告知前述 1 月 11 日上报的病例，区疾控中心一直未来进行采样、流调，致无法上报，区卫健局医政科说医院自己通知区疾控中心，区疾控中心又说要等医政的通知，询问卫健局疾控科该怎么办。区卫健局疾控科回复：等。

一等又是三天，区疾控一直没有过来采样，病例迟迟无法报卡。期间市中心医院公卫科向周边医院询问，得知他们近期也都未能报卡。

一直到 1 月 16 日 16 时，也就是湖北省「两会」闭幕前一天下午，武汉市疾控中心终于派出两名工作人员到武汉市中心医院进行采样，而此时，中心医院的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已增至 48 例。

1 月 17 日晚，湖北省疾控中心也来到中心医院，对前一日采样的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收集相关病例临床资料。

1 月 18 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新增 4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而在此前 1 月 12 日-1 月 17 日，武汉市卫健委的每日例行通报，均称前一日「本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多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讲述的诊治经过，与该医院公卫科的这份记录相吻合。事实上，来自卫健委对新冠肺炎病例上报的行政干预，尤其是 1 月 12 日-17 日期间设置的让医院无法上报的障碍，并不只针对一个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多家医院都有同样的遭遇。

 

第二份证据也是一篇报道，题目是《谁让武汉早期上报中断十多天？内幕超乎想象》

（2020-03-10 来源:千千法言 彭瑞萍）也是反应武汉中心医院这个时期进行疫情上报所遇到的百般阻挠。

 

一名来自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曾向媒体发送了医院早期防疫报告记录，以及武汉市江汉区防疫反应全程。从这份防疫报告记录，可以发现不少问题，如下：

2019年12月29日，该院接诊了7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经CT检查发现，肺部都有问题，查血综合判断，都是病毒性肺炎的表现。医院致电区与市疾控中心，汇报此情况。

2020年1月3日，医院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王科长，询问前期电话报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是否应该报告传染病报告卡。王科长回复，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

1月4日，医院收到市卫健委下发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对于疑似病例，院内12小时组织会诊，会诊不能排除时应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1月5日，区卫健委开会，要求院方专家会诊后，增加了要“区里再次会诊才能上报传染病报告卡”的规定。

虽然这是新增了一个区级组织专家会诊的流程。但是比起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个根本都不算什么了。

 

1月8日，该院上报9张不明原因肺炎报告卡。

1月9日，上报4张报告卡。

1月10日，上报 1张报告卡；

 

如果一直这样报告下去，我想有关部门一定早就可以发现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厉害了，可惜的是，报告到了这里就停了。——1月11日，后湖院区一患者疑似感染，准备联系疾控中心采样调查，按照流程他们将会诊意见报告给区卫健委医政科，江汉区疾控中心主任张艳却表示需等医政通知。

1月12日上午，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徐处长带队到该院督导发热门诊相关工作，然后作出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省市联合确定后报卡。

1月13日上午，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吴处长、区卫健委疾控科等一行再次来到医院，吴处长指出：不明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经院内专家会诊后，再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经省卫健委同意后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同日，江汉区疾控中心来电，让该院将1月10日上报的一病例订正为其它疾病（？？？）

看到没有，上报的程序一天比一天严格，先是增加“要区里再次会诊才能上报传染病报告卡”的规定，层层加码，最后成了“要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经省卫健委同意后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而且，该院从1月11日就停止上报了。可恰恰在这天，该院收到职工疑似感染3例，其中就有李文亮医生。也有媒体反应，根据武汉市卫建委的相关通知，虽然对于疫情上报增加了很多关卡，但是表面上的文字游戏仍然是慎报，而武汉市中心医院书记蔡莉给大家的指示则直接是停报，看来要么是蔡莉更了解上面的真实意思，要么就是蔡莉本人自把自为，擅自决定。而且从后来各媒体的报道，停止上报的不止武汉中心医院，武汉所有的医院都停止上报了。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汉口官家的整体意志。

这与中青报的报道相吻合：“1月3日到1月10日左右，接到过武汉直报过来的信息，但后面就忽然停了。”

而按照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和地方专家组共同起草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由武汉市卫健委制定下发。其中对“病例的发现与报告”一项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发现符合疾病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相关部门，由医疗机构在12小时内组织本单位专家组进行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注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直报病种选择“不明原因肺炎”。

此举是为了“早期发出预警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不需要其他层级审核会诊，以减少来自地方的干扰。

而武汉却无视此手册的规定，修改为必须区、市、省级逐级检测，经省卫健委同意后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至此，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制定的不明肺炎报告流程算是被彻底废了。

如果传染病报告卡制度再能坚持1天，只需要1天，人传人的证据将准确无误的传到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中心！因为1月11日当天，武汉市中心医院收到职工疑似感染3例，其中就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已经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并且之后连续的6天里，每天都有医护人员感染的病例。

但是在钟南山宣布人传人之前，该院却再也没有填写过传染病报告卡。

这些事情，中青报在CDC副主任冯子健那里也获得了印证，冯子健说武汉报送始于1月3日，1月上旬后停止了，停止的原因他也不知道，后面再上报就是1月24日了。也就是说，在1月10日以后，停止上报病例的不只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一家，而是武汉地区所有的医院。

所以，问题来了，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更改了国家卫健委制定的规定？

又到底是谁在那里拖延着审核程序，区、市、省三级10天也审核不完一个病例？

 

《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直接诘问汉口官家——瞒报还是确诊标准受限？疫情“沉寂”的十多天，刚好跟武汉市、湖北省“两会”的召开时间一致，于是引发了网民的种种猜测：是否因为“两会”召开，有关部门有意向公众隐瞒了疫情？

    武汉卫健委对17日之后病例数激增的解释是：“1月16日之前，武汉的疑似病例确诊检测，需要把样本送到国家疾控中心去进行，这个过程很漫长，结果返回约需要3-5天；之后国家把检测权力下放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

此外，1月18日之前，国家卫健委规定的确诊方法只有一个：基因测序。

之后，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二版，放宽了确诊标准：基因测序与核酸测试，两种方法二选一。

    而事实上，这个说法只能解释1月16日的病例数与后来几天的反差，并不能解释1月3-15日之间的零通报。因为，“必须送到中国疾控中心去做基因测序”这个确诊标准是1月15日才公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一版），而且只生效了一天，第二天（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就把检测权力下放到了湖北CDC。也就是说，如果确诊标准有问题，影响的也是15日之后的通报，而不是之前。

    那么，从1月3日开始后到1月15日之前那十二天究竟该怎样解释呢？又无人解释了。难道是这十二天里，病毒真的都被省市两级两会的盛大和热情催眠了吗？    一直到1月1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确诊患者共41例，并有1例死亡，再次重申“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此时武汉卫健委公布新确诊病例41例，之所以比之前的59例更少，据说就是因为采取了新的标准和方法。可见，武汉当地一级始终要求医院对疫情信息上报标准是严格控制的。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第二批专家组于1月8日至1月16日在武汉指导防疫工作，专家组成员既包括王广发、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猛、北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占成等临床专家，也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维中等疾控专家。与此相关的，是在1月15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一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在这个文件中，官方对新冠肺炎传染性的表述第一次有了变化：“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问答》还首次确认了“家庭聚集性病例”的出现，在患病的一对夫妻中，妻子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

回溯疫情发展的这段时期（1月3-17日），人们对有关部门的通报没能如实反映真实状况、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感到愤慨，问责之声不绝于网络。
    武汉有关部门最先的解释，是确诊标准妨碍了病例的确认速度，导致大量病例没有及时被确诊。（但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15日之前的零通报。）之后又有武汉市领导表示，地方政府只有获得了授权，才能发布疫情。随后又有领导表示：内心充满“内疚、愧疚、自责”，如果能“随着病例的增加”，在12、13日采取更严格的防控措施，事情应该会有所不同。 

 

——背景墙

作家方方在其疫情日记里摘录了几段中南医院彭志勇医生对记者访谈时说的话（我们也可以对应着理解一些医生对于这个标准问题的真实看法）：

中南医院彭志勇医生：

“这个病确实传播得很迅速，1月10日，我们ICU准备的16张床位就住满了。我看到形势这么严峻，就跟医院领导讲，一定要上报。医院领导也觉得事态严重，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了此事。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专家组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在这个期间，我们医院领导跟卫健委反映了好几次，我知道别的医院也在反映。”

“此前，国家卫健委派的专家组已经到金银潭医院做了调查，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

“根据我做医生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我判断这个病会是个烈性的传染病，一定要做最高级别的防护。病毒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认为要尊重科学精神，按科学规律办事。在我的要求下，中南医院ICU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我们科室只有两个人感染新冠病毒。截止到1月28日，整个医院医护人员只有40个人感染，和其他医院相比，感染比例是很小的。”

话外音——

1、方方在其日记里还写道：上面三段，可以看出，早在元月10日，情况就很严峻了。最终，医生自己提高了警惕。即令如此，中南医院仍有40人感染。这还是感染比例很小的。其他医院，人数更多。细想想，这集体沉默的鞭子，也打在了自己人身上。这大概是疫后所有医院必须反思的。    2、社交媒体上，也有评论者将矛头指向专家，指责专家不断地对外宣称没有发现人传人证据，误导了政府，误导了大众。后来，官方和国家高级别专家组专家的一致回应是：“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一开始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因此需要一个加深对其了解的过程”。而汉口官家那里却频频传出来低语——是北京专家误导了官方对于疫情的研判。这也能算是一种解释，但是究竟又能为汉口官家开脱多少呢？他们又为什么还要继续为他们开脱呢？

3、1 月 3 日晚，武汉市中心医院紧急召集各科室主任开会。

根据财新记者获得的会议记录，会议首先通报，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检测和病因溯源工作正在进行，已完成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消毒工作，已发生 44 例，重症 11 例，暂未发现人传人现象；会议透露，武汉市卫健系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成立应对不明原因肺炎指挥部，要求各医院进入战时状态值班，严格请假制度，原则上不安排休假，外出离开武汉必须报告。会议更强调要严明纪律，「讲政治、讲纪律、讲科学」，不造谣、不传谣，各单位看好自己的人，严明保密纪律，要求医务人员不得在公共场合透露涉密信息，也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相关病情。

 

4﹑汉口官家方面给医院提出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要求三条确诊标准，第一条就是“必须有过华南海鲜市场接触”—— 这么神奇的标准，显然就是为了证明该病毒属于“不会人传人”； 这个和一直不通报有医护人员感染的理由是一样的，如果有了未经过“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或者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病例，显然也就打破了“不会人传人”这一底线，按照领导意图就很可能会造成全社会恐慌。

真相在哪里？真相并没有躲藏。

根据《 环球时报》记者樊巍上采写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 疫情是面照妖镜》一文披露，当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的要求，是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但是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那里，就变成了“尽量不报”。

院方还接连发布通知，要求医生不允许私下谈论疫情，不允许医生向外界透露人传人的事实，而且当一线医生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便建议院方在院内开展内部警示时，院方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武汉市中心医院不允许医生戴口罩这种始终让许多医生疑惑不解的规定，为后来武汉市中心医院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埋下了祸根。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还因为医院相关部门的执意拒收捐赠的防护服，就失去了募集而来的防护服。整个一月份，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都为防护服而同医院领导和相关部门做着各种抗争。一月中旬的时候，医院领导不允许一线医护在接诊的时候穿防护服，戴防护面屏。“当科室主任因为戴着口罩开会而被医院领导训斥之后，我们急诊科的一些医生只能偷偷进行自我保护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将自己私下准备的防护服或是隔离衣穿在白大褂里面，所幸领导也不会临床巡视，我们就这样‘蒙混过关’了”。 然而最让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们寒心的是，一面是院方无法为一线医护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一面院方又拒收一线医生自己去公开募集而来的防护物资，许多捐赠的防护物资，刚到医院就被院方给拒收了。疫情面前，无视一线医护对于防护的需求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大批量的医护被感染，据公开报道显示，武汉中心医院有20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已有数字说是多达230名感染者）。医护感染人数位居武汉市各大医院前列。武汉中心医院医院很早就发现了人传人的事实，院方却一直对医护人员刻意地隐瞒真相，甚至阻止我们进行自我防护。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就为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了一项人道救助基金，其受助者包括但不限于确诊感染和因公殉职的一线医务工作者。按照官方给出的申请资助流程，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或者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直系亲属在填报《医务人道救助基金自主申请书》后，经就职医院或防疫服务所在医院盖章确认情况属实后，附个人身份证，确诊医疗证明，身故证明等有效证明材料，即可向基金办公室提出救助申请。然而这样一项抚恤抗疫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活动，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却也受到百般阻挠。据中国红基会官网公示结果显示，直到2020年2月7日第十一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中才第一次出现武汉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受助人员为武汉市中心医院不幸殉职的眼科医生李文亮，然后到2月12日，第十七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中才第二次出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名字。，那些被武汉市中心医院一纸公章所阻挠的感染医护人员开始向中国红十字会反映情况，“事情捅到红十字会后，红十字会和我们医院取得联系，询问院方，为什么不愿意给这些被感染的医护盖章，院方迫于外部压力，2月下旬才同意给核酸检测为阳性的感染医护人员盖章。

“对于医生而言，最无助的事，就是救不了自己的家人。除了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武汉中心医院还存在大量医护家属被感染的情况，很多医生一边在一线抗击新冠肺炎，一边还要为被感染的家人四处寻找床位，她们每天都在拯救与无助之间徘徊。有位超声科的同事，本人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但是公公，爷爷，奶奶、大伯都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家人病重的时候求助120，因为医院没有床位，120也没法上门接病人，求助武汉中心医院，医院告知只能先期备案，被感染的医护家属已有100余人在排队等候住院了，在迟迟等不到有效救治的情况下，她的奶奶，公公，爷爷在二月前三个星期依次离世，一场疫情摧毁了一个家庭；

自从李文亮医生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后，网友们就知道了这家武汉中心医院有一个十分可怕的部门，监察科。也有内部人士爆料称，“医院所有职工的微信号都被监察科监控”，“领导决定一切。”类似于此，武汉很多医院甚至很多单位都被这样封闭了，所以在武汉封城不久后，武汉人都不发朋友圈了。

一位外科医生说，中心医院的监察科无非是上级领导展示权威的刽子手，没有临床经验和实际判断能力。经查，这家医院的纪委与监察科是同一个科室，但是负责人分别是李医生在被训诫之前早就被院方严厉批评过了，急诊科主任艾芬身为教授，研究生导师，也不能逃脱监察科的耳目。也难逃蔡莉书记的兜头训斥。

院方不允许医生向外界透露疫情情况，似乎是可以理解为医院是想避免社会出现恐慌。但是医院不允许医生私自讨论疫情，且也不在医院内采取任何内部警示措施，这个怎么理解呢？而且在12月30日，当医院确诊一例冠状病毒后，院方竟然说这是谣言，还让医生们出去辟谣，请问这又是什么操作？不允许医生向外界透露疫情情况，不让一线医生戴口罩，拒绝接收外部援助物资；阻挠受感染医生和他们的家人去领资助金：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他们担心有四个字——影响声誉——他们怕传出去后被外界知道中心医院被感染的职工太多了，影响声誉。原来，在武汉中心医院的一些领导的眼里，医生的命，远远不如他们的“声誉”更重要……

5、矛头直指蔡莉书记

还有一篇网文标题直指《蔡莉书记该当何罪》原创 彭瑞萍

内容摘要如下： 

3月2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职工刘励，因感染新冠肺炎抢救无效院去世。

加上之前去世的李文亮、梅仲明、江学庆、朱和平四位医生，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有五位职工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目前还有几位生命垂危，二百多医务人员被感染。

作为一家人才济济专业性很强的三级甲等医院，伤亡却如此的惨重，这与该院领导的滥用职权及欺上瞒下有关。

该院的一把手是党委书记蔡莉，蔡书记以前是市卫健委人事处长，对医学与临床可谓是两眼一抹黑，除了媚上与耍官威、啥都不懂，这样的人居然领导着一家拥有一千多博士与硕士的三甲医院，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综合《环球时报》、《人物》等媒体的采访，疫情发生以来，蔡书记作的孽有：

 

第一、不允许医生戴口罩

在疫情发生病毒满天飞时，该院却不让医务人员戴口罩。开始只让医院急诊科、呼吸科和ICU这三个科室戴口罩，其他科室的医护都不允许佩戴口罩上班。 比如，已经去世的江学庆医生，开会时戴着口罩被批评。此后，他就不戴口罩了，结果，很快被感染。

 

第二、不允许一线医护在接诊的时候穿防护服、戴防护面屏

 

一月中旬，疫情已经很严重了，医院领导不让戴口罩的同时，还不允许一线医护在接诊的时候穿防护服，戴防护面屏，有些医生只能偷偷进行自我保护了，他们将自己私下准备的防护服或是隔离衣穿在白大褂里面。

 

第三、院方拒绝接受外界的捐赠

 

随着疫情的发展，防护服开始成为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标配，但是该院却又无法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足够的防护服，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外界的捐赠是最好解决办法。可医生自己公开募集到而来的防护物资，刚到医院就被院方给拒收了。有一次医院一位医生拉来了一批德国商会捐赠的防护物资，可院领导以这批物资不符合红十字会要求为由拒收。在这种情况下，一线医生相当于赤膊上阵，无奈之下，有的只能自己用雨衣与垃圾袋制作防护服。

 

第四、擅自篡改市卫健委疾控处的要求，把“慎重上报”改为“尽量不报”

 

在刚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时候，当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的要求，是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但是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那里，就变成了“尽量不报”。

而且在报的时候，不能填“不明原因肺炎”与“病毒性肺炎”，只能写“肺部感染”。

 

第五、在明知可以“人传人”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欺上瞒下，实行严厉的封口令。

许多在一线的医生，直观感受到事态严重性，向领导反映该病可以人传人，并且多次反请求院领导在院区内开展预防工作并在医院内部示警，但院方不但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还不允许医生私下谈论疫情，不允许医生向外界透露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的客观事实，不允许医生私自透露医院真实情况，连家人都不许说，必须要讲纪律，讲政治。

早就有医生向医院反映这个病可以人传人，而领导居然还睁着眼说瞎话强调说没有人传人的证据。严厉苛刻地压制医护人员的言论，迫使他们在没有防护地暴露在病毒肆虐的危险环境中，不仅病人传医生，医生感染又传病人，形成最密集的交叉感染。

 ……综上所述，如果《环球时报》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属实，蔡书记已经涉嫌滥用职权罪了。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滥用职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体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说任意放弃职责；四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发生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蔡书记从疫情出现后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都没有去现场看望倒在防疫一线的员工，直到3月8日，才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到隔离病房看望感染的医护人员。

看着自己的同事与部下一个又一个的倒下、死去，蔡书记一点都不内疚不自责， 对死去的医生，自己不表示那怕半点的悲痛也罢了，还不让本院医生悼念，有医生在微博发表关于梅仲明、李文亮的哀悼图片，被强令删除。冷血、冷酷、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6、汉口官家的小把戏

就此而言，武汉中心医院的做法也许刚刚好就是这个武汉市或者说汉口官家的缩影，为了面子为了声誉，他们不惜牺牲掉自己的同事、邻居、亲友，也不在乎疫情扩大到什么程度，这是怎样的一种小聪明，又是怎样一种欺上瞒下的小把戏，问题在于病毒会领这份情吗？如果说病毒可能是天灾，那么导致疫情扩散绝对是人祸。病毒人传人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医护人员感染。你们为了医院的面子拒绝允许医生戴口罩、穿防护服、拒绝接受外援的防护设备，坚决要求医生对于疫情扩散程度保密。问题是， 病毒会给你留面子吗？你们为了武汉的面子，为了汉口官家的面子竟然会任凭病毒无限蔓延到全中国，这就是你们的大智慧吗？

可怜又可恨的面子思维！只是因为有人曾经撒了一个谎，然后他们也就不断地需要去撒更大更多的谎去掩盖。而撒谎的目的据说仅仅就是为了开会者不堵心，可是你们说实实在在赌进去了几千条人命和数万个家庭，赌进去了两三个月的举国停摆，真正阻挡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脚步，如同蔡莉一样的你们如此地玩忽职守麻木不然和漠视民众生命安全，才真正是全民族的罪人！

    

   肆、关于本案背景事实的第四个焦点问题，就是汉口官家坚持掩盖有医务人员被感染的事实，与他们一直坚决否认有“人传人”现象有着什么样内在的因果关系

1、根据《从“未见明显人传人”到“人传人”，复盘武汉疫情二十天》（马晓华  第一财经  1月21日发表）一文，汉口官家一直到在坚持着否认人传人作为对外通报的底线，而最终这一通报口径上的变化，是一直到1月14日的第七道通报才最终有所体现。

1月14日，武汉卫健委发出第七则通报之中开始改换了口风：武汉肺炎的疫情其实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未见明显的人传人”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该通报中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而在此之前，泰国通报诊断了1例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从此，以后的几道通报中较之前的六道通报独独缺少了中间的一段内容：“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之后，1月15日至19日，连续五天的通报中，武汉市卫健委均表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但与1月15日之前的通报有所不同的是：这五天的通报里，均未对医务工作者是否有感染作出说明。那么，在这期间医务工作者是否感染了呢？

据财新网，早在1月5日， 武汉同济医院该名急诊科医生陆俊出现“无明显病因”的发热症状，体温达到38.6℃左右，但无咳嗽、胸闷、肌肉酸痛等症状，他到本院门诊查了血常规和CT，右肺发现出现片状毛玻璃影，考虑感染可能。他口服治疗甲流和乙流的达菲以及治疗呼吸道感染的盐酸莫西沙星后，体温继续升高，1月7日高烧39度以上，再次复查时CT显示其右肺、左肺均出现斑片和毛玻璃样病变。

1月10日下午，陆俊被以“病毒性肺炎可能“收治入同济医院，后转入武汉专门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治疗。如果说陆俊在同济医院还不好说是被确诊为病毒感染的话，那么到了进入武汉专门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治疗 阶段显然应该是被视为新冠病毒感染者了吧。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直接采访证实了有14名医护人员同时被一名病毒感染者所传染。新浪网报道说，钟南山认为这位患者“可以被认定”为超级传播者。而在凤凰网采访中钟南山却说这名患者“接近”超级传播者”。

22日，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说，目前无证据证明出现超级传播者 。那么什么是超级传播者？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把病毒传染给十人以上的病人被称为超级传播者。这位患者传播了14人，据说是因为不能完全排除医护之间相互感染而不是由这一个人直接感染。但很明显，直接感染的可能性更大，否则一名医护人员被感染，然后再产生病毒再去感染下一个医护人员，这样多一层甚至多几层的传播需要更多的时间，几乎不可能是同时被发现。

2、这期间《北京青年报》、财新网等媒体的相关报道中也表明，至少在1月10日，已经出现有医务工作者感染。

不仅仅疫情病毒是传染的，似乎就连这种基于官本位傲慢而生成的低调麻木，对于民众生命表现出来的漠视淡漠也是传染的，纵向社会里表现出来的单边下传的趋势，可以说很可能正是湖北省主要官员的低调、麻木也传染成为武汉市冠猿的低调、麻木与漠视。

1月11日到1月18日，湖北省“两会”如期举行。

而在这8天时间里，疫情在迅速蔓延——

12日，疫情吹哨人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确诊住院；

13日，同济医院和中南医院各1名护士感染确诊；

14日，长江航运总医院1名医生感染确诊；

16日，亚心总医院1名医生感染确诊；

18日，武汉3家医院4名护士感染确诊。

而更加直接有力、更加权威的证据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3月6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表示，在2020年1月份疫情早期，湖北省有300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40%在医院感染，60%在社区感染，而且大多是非传染科医生。

而湖北卫健委11日至17日连续7天的疫情通报，都没有新增病例，也一直否认医护人员可能会被感染。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3、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后果也是很严重很可怕的。3月9日上午，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和平，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朱医生是退休后被返聘到眼科工作的，2月中旬感染后入院治疗。两个月来，这是该院因新冠肺炎离世的第四位医生。而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则连续损失副主任梅仲明和李文亮、朱和平三位医生，可谓折损大半。

据媒体报道，2月初，武汉中心医院就有130人感染新冠住院抢救，100多人居家隔离（目前为止仍然确诊是230名医护人员感染），ICU里还有多名医生命悬一线。这所位于武汉市中心的医院，成了武汉医护人员感染的中心，极其惨烈。

是什么让这个有着140年历史的三甲医院如此不堪，竟无力保护好自己的战士？武汉市中心医院是武汉27家三级甲等医院之一，在老汉口人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其中，后湖院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公里，很多医生因此较早接触到新冠肺炎病例。

去年12月27日，急诊科主任艾芬接诊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高烧不退，肺部感染严重。经检验后，化验单上标注有 "SARS 冠状病毒 " 字样。这份报告被眼科医生李文亮发在同学微信群里，大量转发后，预警了很多普通市民。但这份报告却没有引来中心医院领导任何重视。疫情爆发后，全体医护人员几近以裸奔的形式仓促上战场，后果可想而知。他们亲自改装医疗废物袋、无菌单为简易防服，被迫在朋友圈、微博等交平台呼吁募捐防护物资。大量员工得不到正规防护或者得不到任何防护，和病毒展开肉搏战。网上还流传着这样一张照片：两名医生用塑料袋互相套住头，权当防护。这简直让医生去送死，草菅人命。此时，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党委书记蔡莉、院长彭义香在干什么？对，他们在开会。领导总是会多， 开一系列的紧急会议，堵住李文亮们的口。有人从刚刚离世江学庆医生的笔记本上找到答案——李书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不易使用新型冠状病毒，没有人传人的证据，讲政治，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请假公休，不准到处乱讲乱谈，及时传达到每个人”，这还不是明晃晃的封口、堵口吗。可见那一段时间里，武汉市中心医院领导正忙封口堵口灭火汇报，哪有空管医生们的防护。因为他们的官帽子比医生的生死更重要!

 

4、高福等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的一篇论文就是说十二月中旬就发现了新冠状病毒有人传人的现象。高福等多名研究者撰写该文章通过分析425个病例后发现了该问题。而且这种心性病例都共同指向了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有关。截止日期以1月份为界限，在之前大多数都与该海鲜市场有关，而从1月份开始的大多数病例则都与该海鲜市场无关联了。论文显示1月11日之前就有了248名感染者，而其中就有7例是医生被感染。疑点和重点来了：1月11号，武汉卫健委明明是发布了通告，说“没有医护人员感染”，而且再次重申“没有明显人传人迹象”。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4号和17号分别发布了两篇声明，都提到中国没有报告医护人员感染的病例。

 

——背景墙

作家方方在其《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中写道：

多灾多难的（武汉）中心医院，在今天去世的人员中，又有他们的一位大夫：眼科医生朱和平。

而在此前，眼科医生李文亮于2月6日晚上去世；

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江学庆于3月1日去世；

眼科副主任梅仲明于3月3日去世。

迄今为止，中心医院已经去世了四位医生，其中有三位在同一科室。据说重症名单中，还有几位中心医院的医生。在如此惨重的伤亡面前，人们不禁追问：中心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医护人员倒下？医院的主要领导即院长和书记应该怎么解释？仅仅是对新型病毒了解不够？或者用正能量的说法：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武汉人民筑起一道人体防毒墙？这些都说得通吗？想来，这是我们必须质疑的事。……四位医生的死亡和躺在医院的两百多医护人员，却是确凿无疑的。

 

《人物》记者对于被称为“发哨子”给李文亮的的武汉中心医院女医生艾芬进行了人物专访，该文也提到：

3月1日凌晨5点32分，武汉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

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

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个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

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

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

 

根据《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一文刊载——

从元旦开始，符合症状的病例就在迅速增加，做CT诊断的放射科医生的感受最为直接。对此，财新做了很详细的报道：
   李云华（一名医生的化名）向财新记者透露，1月6日，新华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医生肺部CT显示有一小块阴影，呈现磨玻璃状，也没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当天院方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开会，不得把相关情况泄露给外界，尤其不能告诉媒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月20日。”

 医生被感染，也无人认账，显然有一种“指令”在起作用。

李云华透露，院方不仅不公开医务人员感染情况，甚至出台一条“奇葩规定”——本院医护人员CT检查，对于肺部不明原因肺炎待排除的，CT片子及结果一律不给本人，由科室统一交给医院内部的感染管理科。财新记者采访的武汉多位医生都透露，他们的医院也有类似规定——“检测结果不公开，阳性结果以电话通知”。（财新）

就连医生护士被大量感染，为什么医护人员不敢向政府上层或外界报告？

 “随着接诊越来越多的类似病人，越来越多的医生从临床看到不同寻常的肺部病毒感染，而且人传人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但多数医生们不敢公开发声，’怕被警方传唤’。”“当初正是这份处理八名‘违法人员’的警方公告，犹如一道紧箍咒套住了众多医生。”（财新杂志做出这样结论）可见汉口官家对于李文亮等八人的“高规格”训诫本质在于给所有武汉医护人员封口缝口。

   

话外音—

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任何政府、任何行政体系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但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开放的言论环境，下情上达，当体制运转出现问题时，至少可以有一种纠偏机制，让问题更早暴露，引起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重视，上下同心，则更大的灾难也许就可以避免。

如果真如同原武汉书记马国强面对央视采访所谓的“将防疫抗疫看做是一场战争”的话，一线的医生都是真正的战士，那么战场的真相，只有医生才最有发言权，一线医护人员是疫情早期最灵敏的触角，也是抗击疫情的最直接力量。发现疫情的是他们，战斗在一线的是他们，处境最危险的也是他们，现在看牺牲最大的也是他们。

真的如同江学庆医生所记载的那样：“（李书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不易使用新型冠状病毒，没有人传人的证据，讲政治，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请假公休，不准到处乱讲乱谈，及时传达到每个人”，这还不是明晃晃的封口、堵口吗。武汉市中心医院领导正忙封口堵口灭火汇报，因为他们的官帽子比医生的生死更重要!但医生们的生命价值遭到极大漠视，他们能发出的声音也被严密地阻断了，最终导致医务人员成为这场灾难中付出了最大代价的群体。李文亮等八名医生说出真相被武汉警方训诫又被央视公开谴责之后，等于是一线战士被彻底缝口了。不允许真相被说出来，捂嘴灭口，导致大多数人的沉默，而任凭病毒疯狂扩散近15日甚至更多天，就造成了全民族的灾难。

作家方方在其疫情日记里还写道：早在元月10日，情况就很严峻了。最终，（是中南医院）医生自己提高了警惕。即令如此，中南医院仍有40人感染。这还是感染比例很小的。其他医院，人数更多。细想想，这集体沉默的鞭子，也打在了自己人身上。这大概是疫后所有医院必须反思的。

整整15天在官方通报里“销声匿迹”的病毒，在现实中却不断地蔓延。它随着求诊的病人来到了医院，盘踞在医院，袭击着医生、护士和病人，再随着交叉感染的病人们走出医院，扩散到武汉的大街小巷。最终跨出湖北走向全国、全球，才导致疫情无限度蔓延，最后形成举国停摆的惨状。这本质上就是在向病毒资敌和投降策略，这是什么骚操作？汉口官家如此做派，公信力何在？你们究竟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父母官？还是真正实质是故意要做人民公敌？你们真的问心无愧吗？日本竟然有官员仅仅是因为无法推进防疫工作羞愧自杀，最近几天竟然还有脑残在呼吁同样被感染疫情的其他国家来抄中国的作业，这样的作业也好意思叫人来抄？全是错误答案哪！这可是2700条人命和举国停摆几万亿的学费啊!你们还有没有点最基本的羞耻心？冷血如此，还在自欺欺人，有没有点最基本的人性温度？

医院该反思，汉口官家更应该反思。在整整15天的时间里，就为了开这几场所谓“胜利的大会”，武汉卫健委的病例通报竟然一直都为零完全麻痹了全湖北甚至全中国十四亿人口，武汉卫健委当时究竟是在作通报报道战疫真相还是掩口胡说做“宣传”“自我幻想，自我麻痹”吗？就这样任凭新冠病毒在人们麻痹大意之中悄然地攻城陷阵取得了全线突破，难道这就是汉口官家所谓的“大胜利”？现在有人试图甩锅专家转移视线和焦点，那么究竟是专家误导了决策部门和公众？还是汉口官家以及有关部门误导了专家？

王利南1992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到深圳法制报社工作，2001年起律师执业至今。有过法院等司法部门以及为华润等大型企业法律服务等实际工作经历，发表法学著作作品近两百万字。